[24]显然，如果能够真正将现代理论嵌入到儒家文化之中，以儒家的思维和认识来构造知行合一的理论，这也就必然会产生出大变革时代。

阴阳分化为五行，五行发育为万物，万物中也皆有太极，故说无极之妙，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。精以气言，不二之名也。

(《周敦颐集》，第9页) 张栻最重视体用一源的思想，张栻以体用一源反对体立而后用行的主张，认为如果体用有先后，就不是一源了。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。况此图以仁配义，而复以中正参焉。朱子认为，人物之生，皆有太极之道，此太极之道即人与物生活、活动的总原则，也是人与物的太极之性的体现。故每一个人或物都具备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，但这种具备不是部分地具有，而是全体地具有。

非太极之外，复有无极也。所以朱子认为，虽然，从实存上说理即在事物之中，但二者在形上学上可分为先后。(34)《孟子·告子上》第七章。

以下可参见牟先生于《生之谓性章》处如何诠释孟子，又指出孟子的错误为何?牟先生先对此章做出白话翻译，并加上案语，言如下： 孟子问曰：性者生也，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，此是分析语，犹白者说为白，是这个意思吗?(案：此犹非)。牟先生又认为，告子其实可以回答孟子质问，因为牛之性是不同于犬性的，但这是在生之谓性的层次，而不是道德的层次(现实上告子并无回答，一般认为告子是败了，而牟先生认为告子被孟子的语言所惑了，而不知其实有回答的空间)。(42)亦是说告子的生之谓性，其实是不必推论出犬性犹牛性，牛性犹人性的。牟先生既取康德的义理，故认饮食是一般性而言，未达到必然性，但在孟子，并无一般性与必然性之区别，此系以今述古，而有距离。

⑥ 熊十力与牟先生都属宋学，且在宋学中，视心学为正，然而宋明理学心学的代表，如阳明与象山，都反朱子学，朱子有格物穷理而求知于天理的要求，而象山、阳明则少之，朱子重知识，心学则不重视。然朱子学是一种体系建构，是顺着程子而来的理气论之建构，此为先秦所无。

牟先生接受这看法，而自己的用语是：所谓知识的，或是材质义的性。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197页。而明道又有另一种说法，其言： 生之谓性，性即气，气即性，生之谓也，人生气禀，理有善恶，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，有自幼而善，有自幼而恶(后稷之克岐克嶷，子越椒始生，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)是气禀有然也，善固性也，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。至于道德性又是一性，则人与牛犬不同。

程明道亦言生之谓性，但成另一义，非告子之原义。至于性，则是类上的殊别，即性落在人身上与犬身上，则表现不同，人有其推理、道德，而犬则无，故生者是大共相，而性者是类之殊相，故二者(生与性)的内容与外延(外延是指概念所能运用的范围，如人概念，则包括古人、今人，国人、外国人、所有人)不可等同。从知识的然，穷格而为天理的所以然。若欲去气质之不善，而复还一理义之善，则是人有二性也。

其实牟先生在第四章的解法，已经有些反对孟子了。不识一字固可堂堂正正做一个人，非谓堂堂正正做一个人，便可不须识字也，亦非谓尽不识字者皆可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也。

至于《告子下》，牟先生则缺如，未做诠释。朱子以告子的生之谓性为知觉运动之性，而不及于道德性。

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，只得如此说。先看朱子对于生之谓性一章的诠释，其言： 生，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。纵有性情，亦浸灌不深，枯萎以死。告子若有误，其实也不是我们关心的，因为此书以孟子为标准，故告子常有误，而《孟子》一书正是要彰显孟子学说的正确性。而牟先生对朱子的孟告之辩诠释，认为有优点、有缺点，其有三点评论，第一，朱子注大体不误，第二，朱注于论辩经过不能使人明白。关于此，是否真如牟先生所言?如在《朱子语类》提到： 孟子之意，是心有所失，则见于言，如肝病见于目相似。

故‘生之谓性并不函‘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。主要是孟告之辩处，在《告子上》第四章，牟先生认为，以嗜炙之同以反对告子，其实达不到必然性。

(孟子)曰：嗜秦人之炙，无以异于嗜吾炙。但牟先生的诠释其实已加进康德的义理(32)。

又从其著作年谱看来，牟先生这二十多年的心力大多放在《佛性与般若》等书，及康德的翻译与消化上。至于牟先生的见解，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见解一致，即反对第四章，又反对第五章，因为在第五章，牟先生批评公都子不伦不类。

第三，朱子不知仁义内在(19)。然而牟先生既然以原意要求明道，则或许认为自己能够得于孟告之辩的原意。至于牟先生的诠释，由于他认为历来学者对孟告之辩皆无善解，又感叹中国人的思辨力之弱，故牟先生对这几章几乎全解：第一，白话翻译。然而，这是康德的思路，不是孟子的思路。

其实，若回到如赵岐等人的脉络，其诠释早准了，只是牟先生接受了朱子的判准以及康德的义理，对孟子便少了几分同情理解。如使口之于味也，其性与人殊，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，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?至于味，天下期于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

但这不是真正的异，真正的异是道德的异。盈天地间，止有气质之性，更无义理之性。

此证明了饮食与义同为性，性是本有、固有。又这只是随同长举同嗜为例方便表明同长不必能表示敬长之义是外，实则告子亦不是单以同长来表示义外，其要点只在义随客观事实而定，故谓之外。

(12) 根据《象山文集》与《朱子语类》之记载，虽象山所谈的告子，常集中在《浩然章》，孟子谓告子不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。生者，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。思辨不足，则浮泛而体统。又牟先生认为，象山劝人于《孟子》难读处不必深考，此表示象山自己也许未能通晓孟告之辩的义理(11)。

(18)《刘宗周全集》(二)(台北：中研院文哲所，1996)，328页。然而两千多年来，真能通解、切解、确解此篇文字者却不易得。

孟子回答：依您所说，那么犬性犹牛性，牛性犹人性吗?告子不语。至于船山的内圣之学常批评阳明，而熊先生则依阳明，甚至认为船山晚年定论已宗阳明。

因为嗜炙之说尚达不到道德的必然性，乃因饮食只有一般性，可能人人殊嗜，有人好西式餐饮，有人好中式，则人人不同，没有必然性。此即为‘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。